曾国藩与捻军决战周家口

周家口鼎盛时期是漕运重镇，往来商贾不绝，商馆林立，行商坐贾不计其数，由于经济富庶招来捻军三次攻占周家口。

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捻军200人由高塘至周家口禹王宫，被清军截击于李埠口高山顶，捻军大败而退。咸丰四年三月，捻军又要进攻周家口，巡抚英桂急忙由颖州拔营赶往周家口阻击捻军，亲自坐镇指挥镇压捻军，捻军不敌，仓惶西遁。

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九月十八月，捻军至戴家集，守城清军出城迎击，在王集被捻军击溃，邑令保淳与千总等人被杀。十月捻军顺势攻占周家口。

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十月，捻军再次由亳州围攻周家口，当时周家口由练勇300多人，凭城殊死抵抗，坚守数日，在城内内应帮助下攻下周家口，并进行烧杀劫掠。杀死通判王可思，劫掠后遁去。

捻军陈太安、萧况、王三辫子丶管绍堂、梁道荣等五大股作五色旗，与皖捻张洛行部联络，拟于十一月九日同至周家口合股，在南召县曹集被清军截击，漕运总督袁甲三令傅振邦、袁保恒率马队驰援，10月27日，捻军趁周家口兵力空虚又攻占周家口。

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三月三日，捻军攻克王集，九月二十九日攻克沙河北陈滩寨，杀死练总陈彦臣。10月，捻军首领张太林、侯四淮、李太清率众数万在周家口被清军痛击后，沿贾鲁河西岸向东北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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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冶元年（1862年）3月20日僧格林沁骑兵把张宗禹部骑兵打散，战败后张宗禹部分成数股，分别进攻太康、尉氏，又在陈州合兵一处攻沈丘，攻打沈丘最为惨烈，由于沈丘民风剽悍，上下一心，捻军攻打六天六夜愣是未攻下，24日从沈丘撤兵，27日攻项城，29日攻周家口，同时分兵攻商水。

由于僧格林沁战死，清廷于同冶四年（1865年）6月14日启用曾国藩镇压捻军。曾国藩吸取僧格沁战败的经验，认为捻军以马队为主，流动性大，清军防不胜防。针对捻军这个作战特点，制定了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，即先在江苏徐州、山东济宁、安徽临淮、河南周家口驻扎重兵，四点相连，限制捻军活动范围。然后另训练大批马军与步兵，作为游击部队，专业跟踪捻军负责围剿。如果与捻军相遇，四处重兵夹击合围。这样清军各司其责，负责包围的要严守，负责游击的要全力追剿。四镇多存粮械，各驻大军。一处吃紧，他处支援。四镇之中周家口最为重要，设为指挥中心，由曾国藩亲自坐镇指挥。当时曾国藩的办公指挥机构设在周家口沙颖河北岸江南会馆内。

曾国藩奏请李鸿章以江苏总督出驻徐州，与山东巡主持东路防务，曾国荃以湖北巡抚身份驻兵襄阳，会同河南巡抚共同主持西路防务。曾国藩驻周家口统一协调调度。

10月1日，刚驻防周家口的淮军悍将刘铭传、蒋希夷，组织所属部队与捻军赖文光、任柱等在沈丘展开阻击战，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的疲劳追击战术而改用以逸待劳，刘铭传部大败捻军。捻军向西南逃跑，清军尾追，捻军乘夜越过周家口防线，渡沙向北进入太康，11月9日捻军在宁陵，被等候多时的归德提督周盛波痛打，11月12日捻军首领赖文光、任柱等与张宗禹会合于扶沟。驻扎在周家口的清军提督刘铭传得到情报，乘夜袭击扶沟捻军，捻军突然遭袭大败。

大败后的捻军张宗禹部经襄城、舞阳转入湖北。赖文光部经临颖、郾城兜兜转转也转入湖北。至此，曾国藩精心畴划的所谓“以静制动”完全破产。

同冶五年（1866年）初夏，曾国藩在周家囗行辕（江南会馆）内与河南巡抚李鹤年商议剿捻新方略。最终商议并制定“聚兵防河”方略:曾国藩所统领各路客军负责防守槐店——周家口——朱仙镇的沙河和贾鲁河防线。河南巡抚李鹤年所统各支豫军负责防守朱仙镇——开封至黄河南岸防线。将捻军限制在狭窄地域内，另调湘、淮精锐紧紧咬住决战并围剿歼灭。这一战略布署被捻军赖文光、张宗禹识破。于八月十三日突围而去。

曾国藩制定的河防战略，企图将捻军压缩到豫西南贫瘠之地，这一策略遭到河南官绅一致反对，这将给河南带来更大的破坏，在曾国藩离开周家口行辕去徐州大本营的路上，捻军穿过河防防线。

1868年捻军在山东被困在黄河-运河、徒骇河之间狭长地带，因势单力孤，全军覆没。此时曾国藩在周家口沙颖河北岸江南会馆内如释重负。

注:本文编写参考周口相关文献资料